杨伟民：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
7月8日-9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在2023青岛bull;中国财富论坛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
杨伟民提到，消费权也是基本权利，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杨伟民建议，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基础之上，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完善高端、高档消费的政策含义，鼓励高端产品和服务扩大共享。
杨伟民还提到，既要发展生产力也要提高消费力，发展不仅仅是供给，供给与需求共同进步才会有发展，要改变工业品的需求格局，把立足点更多放在扩大居民消费上。下一步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度降低政府部门和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居民消费不足原因
演讲中，杨伟民提到，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
在杨伟民看来，居民消费不足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7%，2020年降到43%，下降了3.7个百分点，最近两年进一步下降，因为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二是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房地产消费是排第一位的，2020年占14%，居民消费排在第一是房地产，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卫生，第四是餐饮，第一相当于二到四的总和。2012年到2020年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消费比重提高了4.2个百分点，与房地产相关的对银行的消费提高了0.7个百分点。
三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也就是每天不到50元。还有一小部分农民，其消费是资金不足型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背后是收入问题，农民收入低的背后，最突出的是财产性收入的问题。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是2.5倍，城乡之间财产性收入之差10.2倍，城乡收入之差主要是财产性收入之差，怎么样为农民创造财产性收入是很重要的问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思想
杨伟民表示，把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是问题导向型，也是目标导向型，可以从四个方面解读:
一是扩大居民消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杨伟民表示，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以人民水平的提高为中心，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居民收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疫情三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3.5，从这个指标看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是由于疫情冲击消费受到了限制，没办法消费，所以居民消费没有增加多少。
杨伟民表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收入还不够，还要把钱花出去，让老百姓吃得更健康，穿得更亮丽，行得更便捷，住得更宽敞。也就说实实在在提高居民消费的量，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真正提高。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既要看居民收入是否增加，还要看居民消费是否增加，两个指标共同进步，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民生的改善。扩大居民消费不仅仅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二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
杨伟民表示，经济发展是供给和需求共同扩大的结果，供给侧主要是靠企业扩大供给，需求侧主要是靠消费者来扩大消费需求，企业、政府也是扩大需求的一个重要主体。所以消费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既要不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也不要干预消费者的自主消费。因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也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配置的多少。过去讲市场经济，多数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应该再加上一个主体就是消费者。
三是公共服务是民生改善的重要补充，但民生改善的基础，还是居民消费。
杨伟民说，公共服务也不全是政府负担的，居民个人也支出了公共服务的支出。不是加强了公共服务就等于民生就改善，要把握好公共服务和居民消费的度，因为要增加公共服务就要增加政府的收入，可能对居民的收入产生挤出效果。比如说，过去很多地方政府就是这么干的，增加公共服务就要找钱，希望把地卖得贵一些，但是高地价推高了高房价，最终还是居民来支付的。
四是既要发展生产力，也要提高消费力，发展不仅仅是供给，供给与需求共同进步才会有发展。
杨伟民表示，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开始经济建设的，我们往往是通过“增加生产，扩大投资，扩大供给”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发展的目标和政策等，往往也是从增加生产和扩大投资的角度提出，往往是从供给侧考虑的，很少从扩大居民消费这样的角度考虑问题。
杨伟民表示，工业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追求的目标，2020年中国创造31万亿的工业产品，其中用于居民消费的占25%，用于投资的占34%，用于出口的占41%，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比例大体是6:4。在这种格局下，只要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外需减少，工业增长必然会减速，因为关系到40%产品的出路问题。
“这也是最近这几个月，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困局所在，工业品出口弱，居民消费也弱，工业品到哪里去？投资也比较弱。所以中央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任务之一，就是要改变工业品的需求格局，把立足点更多放在扩大居民消费上，这样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更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杨伟民说。
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
杨伟民提到，下一步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度降低政府部门和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业支付的财税政策等等。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产者，面向企业，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面向消费者，增强消费能力，来实施我们宏观经济政策。
杨伟民表示，消费权也是基本权利，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基础之上，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完善高端、高档消费的政策含义，鼓励高端产品和服务扩大共享。
另外，杨伟民还提到，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户籍人口，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居民消费最值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争取解决1-2亿人的市民化问题，这些人的就业、住房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及关联消费。
杨伟民表示，需要做两方面改革，一是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我们的保障住房既要面向城里人，也要面向农民工。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与户籍挂钩，所以多年实验证明，放开部分城市的户籍限制，很难真正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他不愿意落户，放开也不愿意落，因为他怕失去在农村的三块权益，所以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住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来登记，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口径，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口径带来的问题，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杨伟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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